现在的电影节太浮躁像乌托邦 重庆影展立足平民化
凤凰网文化：介绍一下重庆独立影展好吗？
应亮：影展是一个朋友在2007年创办的，他是重庆师范大学的老师，他叫郑正，教的是电影方面的。第一届我没有参与，当时两个半天放本地的学生作业，它初衷很简单的，就是和电影院老板喝一夜啤酒的时候说，我们鼓励一下学生们吧，把他们的片子放到这种比较专业的影院空间里面来，也许他们能够进步，就这么简单。第二年他有一点野心，他想放一点国内的片，成熟导演的，长片什么的。因为我在重庆上过大学，然后就问过愿不愿意做一个选片人，我就说也行啊，第二届两个整天四部长片十五部长片，放两遍，就这样。第三年他野心又大一点，搞一个九天发放映，那我说行，那一年五十多部电影。
凤凰网文化：郑正管不管具体影展事务？
应亮：他原来就不太管，他是很散的人，喜欢喝喝酒、玩玩啊，就是为我们设计设计画册。因为我们都从来也没有做过，大家就会讨论，比如做到第三届我们讨论影展的目标是什么。讨论下来的根本目标是培养本地观众。这个也是很莽撞地下意识，就跟拍片一样去碰，然后后面需要理性地去整理。比如影展的核心表述到底是什么，因为重庆到处是酒鬼，到处是那种火锅的味道，重庆的生活很魔幻、很糜烂，而且过去几届是以疯啊闹啊为主，那核心表述就是电影而已，就是电影不重要，重要的是大家能在一起疯闹就可以了。或者把这个概念更扩大一点，电影而已也是我们关心环境、关心社会、关心他人或者关心其他艺术。
凤凰网文化：能举例说下其他电影节的不同目标吗？
应亮：不同的影展目标不同，像巴黎影展，它最重要的是巴黎计划，就是一个项目投资或者讨论，那样的影展它设定的所谓专业的产业链和环境为他们服务，帮导演找到或者说帮一个有益于市场的导演或制片人找到一个出路，或者说更快地融入和再生产；再比如香港影展就特别重视观众，柏林也是，鹿特丹也是，就是它为观众服务，找最好的节目给观众看，甚至于导演来了都要拼命去看其他地方看不到的电影，他也变成一个普通观众；再有的影展专门是用来让影评人、学术研究者来看，来开研讨会，比如第七届中国纪录片交流周就是这个方向，学的是美国的一个影展，所有人来之前都不知道片名和片中信息，只知道导演名字。就是没有普通观众，来的全是准备做研究的，或者正在做研究的那些人，然后看完片进行严肃地讨论，因为把信息掩盖了以后，讨论会相对客观，最后出书、出论文。我觉得各个影展有什么样的目标本身没有对错也没有高低，考量的点在于实施度、完成度有多高。
凤凰网文化：重庆独立影展的实施度做得怎样呢？
应亮：本届我们想往三个方向做的更彻底一点，一个是本土，第二个是观众，第三个是促动创作或者说创作和观众的关系。除了创作圈内的小圈子沟通，我还想有一些更新的做法，比如说我们想做一个工作片专场，选两个来过重庆影展的导演，他们的项目正在制作中，我们辟一个放映专场给这两个项目，放十分钟的工作片，十分钟PPT的导演阐述，一刻钟观众和导演做讨论。那场我们售捐赠票，按照观众给导演的投票比例(二选一)把这场捐赠门票分给两个导演。这样的话观众会很难得的较早地看到一部片子的完成过程，导演也能比较早的受到关注形成交流，同时介绍这个片子。西方的语境叫professional，我们不想定位于专业的电影领域，只想定位于平民观众或平民导演。那样的professional的状态应该是政府或者是说有大的社会资源调动能力的影展该做的事情，而我们只完成我们能完成的事情。
像联合制片人计划，就是电影节定一个命题，比如拍跟重庆直接有关的某一个小说家，比如让徐童去拍虹影，用一年的时间来做，所有的观众都可以在指定的网店认捐十块钱成为联合制片人，然后导演们自己在微博直播拍片的过程，包括及时与这些联合制片人讨论。去年鹿特丹电影节做了这个项目，募集了500个联合制片人，一年以后片子在鹿特丹做了世界首映，首映时那500个人都来了，放完以后就放在网上免费在线收看了。我们也想做这个，观众和创作者的关系得到了变化，利用新的媒体尝试一种新的可能。我们的影展就是想做得很本土，去年就有一个本土力量单元，放跟本土有关的一些作品，比如徐辛的《火把剧团》、章明的《新娘》都是在重庆四川拍的。今天我们想再深入一点，比如有一个德国人在2003年沿着长江从上海到重庆拍过一个纪录片，他是跟着一百多年前当德国派驻重庆的领事祖父母，所有的信件去拍，那个片子叫《中国鞋子》。我们有努力去找这个的作者和可能放映的某种形式；还有就是本地的一些影像作者，比如跟红卫兵有关的一个观念摄影师，他经常拍很多墓地的图片，我们会结合着做一些诸如去红卫兵墓地的活动，同时他的儿子只有11岁，是个画家，做了第一个动画，可以跟我们放映结合；这个人的爸爸是老纤夫，写过两本书，每本书几百万字，自传体的小说，也很有意思。
所谓的区域是我们的一个努力方向，我自己对于这个影展的想法是十年，差不多到第十届的时候基本成一个气候，不管它的行政组织的稳定性和章程化，同时也包括各种活动和策划，特别的策划。
凤凰网文化：青年训练营也是重庆影展的项目吗？
应亮：青年训练营十月在杭州，就是浙江工业大学举办的，他们两年前做了重庆影展的巡展，然后他们凭借着新闻系的力量成立了纪录片工作室，去年到今年就慢慢地发展成为亚洲青年电影节了，已经独立自主了。然后我们合作，就是两个影展合搞一个训练营，这个训练营学员不会多，十个人分纪录和剧情，然后招有一定基础就是拍过一点短片的人，纪录片就帮助他们发展一些未来的长片项目，剧情片在进入训练营前有比较多的沟通和准备工作，进入以后就会成一个小组拍一到两个短片，我们也是看到一些国际影展，设立这样工作坊。
凤凰网文化：是不是想给学生创作一个推动？
应亮：不仅是学生，我们的对象面向社会。我们是想推动或者说在未来改变一下现在既有的创作环境，设想有些新鲜的东西。如果真的能对创作有促动肯定是很好的，因为影展一年一次其实非常浮躁，开闭幕各种活动很热闹，和乌托邦差不多。
电影语言少有突破源于社会政治环境束缚人思想
凤凰网文化：在你举办这些届独立电影展的经验看，现在的独立电影创作是什么状况？
应亮：我也很难全面的说，剧情片的状况可能是越来越分化，有些有剧情片创作意愿和能力的人，可能不会留在原来传统意义的电影层面了，会往一个相对体制或者电影频道具体化一些的部门，这样一个层面去拍片子，但也不能说这些人拍的不是独立电影，比如杨瑾的新片，包括过去赵晔拍的《扎赉诺尔》，它的精神还很独立，但自我审查、题材选择，包括接受者态度，不管是公众渠道负责人、老板、受众，他都会考虑到，也肯定跟原来的不太一样；纪录片这几年还挺好，一直有新的导演，片子也开始出现一些探索，甚至在电影演员上都有一些自觉的变化，比如李凝的《胶带》，第一人称比较生猛那种状态的东西。
我自己的判断是，如果一个国家处在文化发达的层面上，特别好的独立电影确实是试验点，那样的电影直指电影本体，就是声音和画面的革新和发展，也包括直指人的精神，不断地进行打破和自我修建，但目前中国的独立电影我没有太多看到，可能一些发达国家的电影人会有很多通过实验片的方式，不断地建立新的电影方法和看世界的方法。曾经中国因为整个社会政治环境束缚了人的思想，几代人下来到今天，更多的作品还是反应现状的，语言本身没有太多突破，就题材来讲。因为即使是天生有自我完成的能力，也会受限于客观的环境，几十年来中国断代的历史，不能继承更多新颖的东西，或者说不能够有更多的前辈给他们。创作其实是几百年的积累和培养，它才能够有真正新的东西，对于人的精神层面，用电影或者文学或音乐等艺术方式，对人的精神层面有一种前所未有的探索。现在的中国独立电影还差太远，不管是纪录片或是剧情片。
凤凰网文化：中国目前独立电影的产量如何呢？
应亮：好的量太低，比如重庆影展，其实能选的片不多，只能说那些拔尖的电影质量比以前有很大的进步，或者说有一些质的进步，比如真正把纪录片跟剧情片的界限模糊了，而且说它是实验片都可以，像《牛皮》就是过去点滴生活的回顾，同时是一次比较重要的纪录。再比如万玛才旦最近的片子《老狗》，这样的片子在国际上都是属于顶尖的电影，这种情况肯定要比刚开始普及DV摆脱大工业生产(2001年前后)有巨大变化，那个时候用DV拍一个《海鲜》已经很好了，但是它的方法还是很工业的，有几百万资金拍一部，还是用一个生产团队去工作，而《牛皮》才花几万块就完成了，《老狗》几十万就完成了，那肯定很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