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扎西1935》属于重大革命历史题材范畴。自1989年创作《开国大典》以后，我就很少涉猎这类题材了。不是不想写，而是囿于突不出重围。此外，蜂拥而来的同类题材影视剧，“填鸭式”地塞饱了观众的肚子，我的搁笔，也与此有关。于是有电影评论家忧虑，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又陷入困惑和炒冷饭的苦恼之中。我想，这就是该到寻找新突破口的时候了。

　　《开国大典》当年所以受到观众青睐，很重要的一条是把领袖当人来写。今天看起来十分正常的、符合创作规律的事，当年可很费周折。记得我草拟的《开国大典》宣传词是这样两句：“把毛泽东从神坛上请下来，由神变人；把蒋介石从地狱里拉上来，由鬼变人。”海报一出，立刻引发轩然大波，有人称这是混淆阶级阵线、敌我不分。其实，无论是无产阶级领袖还是我们的对手，他们绝对不该只是文艺作品中的符号、标签。过去人们习惯了僵化的思维定式，写伟人必定是不苛言笑，满口豪言壮语，挥手之间，所向无敌；而敌人一登场，一定是青面獠牙、愚蠢而弱智。爱憎固然分明，可它的艺术感染力也就谈不上了。所以《开国大典》里突然可以表现毛泽东的生活细节，表现反面人物的人性，大家觉得新鲜而真实，好像有一股活水涌来，很容易接受。

　　但是再深入就比较难了，我也一直苦恼着。

　　终于等到了机会。那就是一个叫鸡鸣三省的地方给了我灵感。

　　恐怕广大观众迄今对扎西会议还是陌生的，使扎西永载史册的并非“金鸡齐鸣，三省皆闻”，而是因为它的历史功绩。遵义会议当然是妇孺皆知。岂不知，遵义会议的主要议题都是在扎西最后完成的，你可以说扎西会议是遵义会议的延续，也可以说是遵义会议的最后完成。

　　我为这段尘封的历史所激动，也产生了用电影手段为大家解读这段历史的冲动。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土城之战失利，渡江无望，中央政治局在石厢子召开会议，接受了毛泽东关于“暂缓北渡长江”的建议，改向“敌包围圈中最薄弱环节——滇军进击，以扎西集结待机”，这才有了号称鸡鸣三省召开的扎西会议。

　　根据遵义会议决定“常委中再进行适当分工”的精神，扎西会议上，决定由洛甫代替博古担任党的总书记，而此前博古仍然是总书记，1935年2月10日，洛甫在扎西江西会馆召集军委纵队营、科以上干部大会，传达刚刚在扎西会议上通过的遵义会议决议精神，同时，毛泽东在三军团连以上干部会上作了传达。直到此时，红军上下才知道中央曾开过一个遵义会议。

　　所以，扎西会议首先解决了遵义会议没来得及解决的组织路线大计，厥功甚伟。二是通过了洛甫起草的遵义会议决议，批判并纠正了左倾路线。三是扎西会议为逐步确立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作出了贡献。

　　扎西会议对中央红军的缩编，以及后来的一系列军事方针，改变了毛泽东所批评的“叫化子打狗边打边走”和“甬道式、大搬家式的行军”。红军从此走出险境，挽救了中国革命。无情未必真豪杰，对于毛泽东来说，扎西是他引导革命成功的转折点，但在这里也留下了他心底的伤痛。我有幸挖掘到了掩藏在这段历史烟云后的珍贵史料，那是领袖的人性光辉。

　　长征中，贺子珍见毛泽东身体垮下来，千方百计给他弄点好吃的，正如陈士榘所说：“从这个意义上说，贺子珍立下了他人不可替代的巨大功劳。”

　　毛泽东与贺子珍吵架后，毛泽东常主动求和，说“你是铁我是钢，碰到一起响叮当”。这并不为人所知。遵义会议开会的三个晚上，贺子珍担忧，夜里苦等，会终于开完了，贺子珍小声问：“会开完了？你怎么样？”毛泽东说：“不错，今后有发言权了。”

　　扎西会议后，贺子珍在转战中生孩子、送人，那是伟人之痛，足见亲情。贺子珍为掩护伤员钟赤兵团长身负17处伤，醒来不让告诉毛泽东，不让他分心，含悲忍痛请组织上把她留在老乡家养伤，她明白，留下必死无疑。毛泽东不允许，对她说：“你不要那么想，我和同志们绝不会把你一个人留在这里。”

　　毛泽东打电话给干部休养连：不能把贺子珍一人留下，老乡家一无医药，二无安全保障，就是抬也要把她抬走。而当贺子珍说：让我随队行动还不是你说了话吗？毛泽东却又否认，贺子珍说出怕对毛泽东影响不好，毛泽东显得十分激动，大声说自己堂堂正正做人，并无私心，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对贺子珍的一片真情，这样写，伟人才更真实、更像血肉之躯、更与我们贴近，也更可爱、可敬。

　　《扎西1935》在揭开那段尘封历史的同时，也展示了对今人极具冲击力的伟人情感历程，加入这些情感元素，才使这部影片有新的尝试。它鲜为人知的情节和革命领袖的真情都给人以意外的冲击，既是视觉的，更是心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