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召开的多场“北京民族电影展论坛”上，民族电影的导演与演员同观众展开了真诚的交流与对话，他们对民族文化的深情、对民族电影的执著，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宁 才：我们还没回到自己文化的根上

　　蒙古族导演宁才主演过《嘎达梅林》等多部电视剧和电影，因出演电影《天上草原》的男主角获得第22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男主角奖，拍过《耶达山的雪》《水命》《静静的艾敏河》3部电视剧。《季风中的马》是他的电影处女作，自编自导。

　　在他看来，做任何一种艺术，心灵的真诚是第一位的。转型成为导演，正是为了表达他对自己民族文化的认知、表达他对生活的感受。

　　拍摄《额吉》正来源于心灵表达的需求，“很多人不知道，全世界的民族里，蒙古人唱母亲的歌是最多的，蒙古人有80%的歌都是歌唱母亲的。所以我对母亲题材有很深的感触和情怀，我在拍它的时候，并没有想过一定要超越《静静的艾敏河》。我只是尊重我自己的感动，和想把它拍成一个电影的愿望。”

　　在他看来，目前民族题材的电影，还不应该急着去走商业的路，因为民族题材的电影甚至还没有找到自己的颜色，“我们是一路上漂泊着走到今天，更多的时候，我们还没有回到自己文化的根本上来”。

　　娜仁花：对生活的体验积累非常重要

　　蒙古族演员、导演、制片人娜仁花，主演了影片《黑骏马》《额吉》《天上草原》《季风中的马》。作为在城市里长大的蒙古族， 13岁时娜仁花就离开了内蒙古到北京拍电影，此后她不得不花了很长时间才找到自己民族的感觉。

　　演《天上草原》的时候，她像学外语一样去啃蒙语，虽然被提名金鸡奖最佳女演员，但她对自己的表演并不满意。

　　到了《季风中的马》的时候，因为已经演过了电影《静静的艾敏河》，她已经有了一些积淀。

　　创作《额吉》的时候，她已经对自己民族的了解有了10年的积累。去年，她拿了两个大奖，金鸡奖的最佳女演员和华表奖的最佳女演员。

　　“作为一个演员，对生活的体验、对生活的积累，非常重要。我们现在的演员已经没有这种体验可能了，我们经常去演一个戏，去了就演，根本没有什么机会体验生活。我小时候演《乳燕飞》，有半年的体验生活时间，天天跟运动员在一起练体操，最后我自己都不知道我是来演戏的，还是来当运动员的。到了那个时候，演出来，大家会说你以前是练体操的吧。所以，我就觉得，真的是需要这样的生活的积淀。”

　　巴 音：拍艺术电影的人就是要坚守

　　《斯琴杭茹》的导演巴音是标准的蒙古族牧民出身，刚进上戏的时候还不会说汉语，因为长相和民族的原因，演了很多草原戏。但当他把熟悉的牧民生活说成汉语后，觉得特别的别扭。而他要当导演，就是因为看了很多打着蒙古草原题材的旗号但实际上离草原很远的影片，这些影片的表面化体现在服装、道具、语言等各个方面。

　　拍《斯琴杭茹》的时候，他没有钱，亲戚、朋友、乡亲们一百一百地帮他凑。到一个外景地，第一个院子他选了两个姐姐家里，到后来走的时候，姐姐还都给了他500元钱。大家觉得他太辛苦，但在巴音看来，拍艺术电影的人就是要坚守。

　　因为巴音学的是表演专业，当导演的时候，对演员的表演把握就比较准确。所以拍《斯琴杭茹》，他请的好多都是非专业演员，因为觉得非专业演员有一种自然的东西在里边。他认为非专业演员适合拍艺术电影，“他们身上那些自然的东西特别感人”。

　　谢 飞：拍民族电影，就要安于清贫

　　从《黑骏马》到《益西卓玛》，可以看到谢飞导演对少数民族的深情与关切。到今天，谢飞拍了9部电影，其中有5部都是少数民族题材。但谢飞并非刻意而为，在他的眼中，故事片就跟文学一样，就是写人生、写人性、写社会、写历史。如果遇到了好的剧本或者小说，能够达到共鸣，他就选择它。

　　拍摄《益西卓玛》，是因为偶然的机会去了西藏，藏族的文化和地貌非常强烈地感染了他。他一直想，要找一个好的剧本，把藏族文化的精华表现给观众。经过了多年的寻找，终于找到了扎西达娃的一篇短篇小说。改这个剧本用了一年多的时间，为此他前后去过7次西藏。

　　剧本的每一稿，他都请人提意见，因为他觉得，对少数民族的信仰和文化，一定要尊重。

　　戏拍完了以后，他修改了很长时间。“我觉得并不是特别好，这个戏很多内容是我加的，而我是个外族人，并不真正地了解他们。但扎西达娃的写作太简单，我让他加长，他说没法加了，于是好多情节只好我自己加，我加了以后，自己也后悔，我觉得终究我还不是藏族人，我不那么了解普通藏族人，想出来的点子是有点一厢情愿的。”

　　所以后来谢飞在学校反复呼吁，应该招各个民族的编导、摄录主创人员，要培养有文化的少数民族的创造者，他们才能拍出原汁原味的少数民族电影。

　　谈到艺术电影的市场，他认为还是要走低成本，因为高票房不现实，“像《陶姐》这样拍得非常朴实的电影的票房，大概是刘德华大力宣传的功劳。这样一个电影达到这个票房，不是我们其他人可以模仿的。”

　　他认为，拍艺术电影、拍民族电影的人，一要提高质量，二要安于清贫，“不要老想轰动啊，一下挣很多钱，甚至在国外获什么大奖，而是要扎扎实实拍出一些有价值的东西。因为我认为短期内中国电影在国际上得大奖的可能性很少。贾樟柯去年在嘎纳当评委，说现在的中国电影的观念跟世界的观念差得太大。我们认为非常正确的思想和伟大的东西，人家根本就不接受。”谢飞认为，电影工作者要不断地学习，当认识与观念已经跟世界同步了，才可能出现一些好东西。

　　杨 蕊：电影表达内心关照下的民族生活

　　影片《毕摩纪》讲述的是彝族毕摩的故事，而导演杨蕊是回族。影片的拍摄源于当年杨蕊跟拍一位彝族的歌手、山鹰组合的一名主唱，歌手的纪录片没有拍下去，杨蕊反而进入了彝族的灵魂线索——毕摩。毕摩是彝族经史子集的传承者，她的影片开启了另外一个文化的体系，这里有招魂毕摩、咒人毕摩、村官毕摩。

　　看了电影，很多人觉得叙述方式有点费解，杨蕊认为，她对《毕摩纪》做的是一个诗化的处理，并没有界定它是纪录片还是故事片。“影片中三种不同类型的毕摩，其实是三种高度戏剧化的象征，善性毕摩可能代表一种神性，咒人毕摩可能代表鬼性，村官毕摩可能代表一种人性，就是世俗性。人性、鬼性和世俗性可能都是在我们身上同时具备的，所以你可以说他们是毕摩，也可以说是他是我们内心人性的几个分身，这几个分身同时又带有自己的矛盾和痛苦。通常我们习惯西方戏剧式的单线式的叙述方式，但是这个电影是以中国式的散文诗的形式进行叙述的。”

　　在杨蕊看来，外族导演拍摄的民族电影具有它者性，“因为你无论如何对民族题材感兴趣，都不能够代表这个民族本身，只能是跟这个民族之间的一种对话的关系。这样的一部关于民族的电影里面，当地的风土人情只是作为一些影象资料，表达的还是作者内心关照下的民族生活。” (明 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