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吉丽娜。朱莉是今年柏林电影节红地毯上最大牌的明星之一。2月11日晚，她身穿深V礼服，出席自己的导演处女作《血与蜜之地》(In the Land of Blood and Honey)的首映典礼。作为非竞赛片，《血与蜜之地》得到的款待却相当高。它被安排在电影节首日放映，发布会的位子也比别的电影更抢手毕竟，这是安吉丽娜。朱莉初执导筒，用非母语在非祖国的地界，拍的一部战争题材电影。

　　事实上，《血与蜜之地》的全球首映地是波黑首都萨拉热窝的奥运会举办中心泽特拉体育场。对朱莉来说，那里才是影片首映的不二之选。上世纪90年代初，南斯拉夫分裂，波黑战争爆发。1992年至1995年间，萨拉热窝遭到重创，满城炮火纷飞，20%的建筑完全被毁，上万平民死于非命。

　　《血与蜜之地》讲述的便是波黑战争中的一段爱情故事，一个塞尔维亚族男子和一个波斯尼亚穆斯林女子在战前相爱，却在战争爆发后因种族问题站在了敌对阵营。这场二战后在欧洲爆发的规模最大的战争改变了他们的命运，使他们成为新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首映当晚，昔日硝烟弥漫的战场被铺上了红地毯，成了闪亮的舞台。五千多名波斯尼亚人踏过一米厚的积雪，聚集在体育场内，为这位试图讲述他们家园故事的美国女导演鼓掌。朱莉站在台上，眼中泪光闪烁。“我走上台，就忍不住想哭，”她说，“这是我人生中最有力量的一晚。”

　　人道主义的延续

　　安吉丽娜。朱莉为让《血与蜜之地》尽可能接近真实做了不少努力。电影选在萨拉热窝和布达佩斯两地拍摄，历时42天，耗资不到一千万英镑。值得一提的是，剧组人员来自波斯尼亚、克罗地亚、塞尔维亚，都亲身经历过波黑战争、或间接受到战争的影响。影片用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和英语拍了两遍，用当地语言首先发行，因为朱莉觉得，当地人的故事就要用当地的语言呈现。去年，《血与蜜之地》入围第69届金球奖最佳外语片奖。

　　谈到波黑战争，一个不可规避的史实便是，战争期间约有2万到5万名波斯尼亚妇女遭到塞尔维亚士兵“大规模、有组织、有系统”的强奸，性质如同南京大屠杀中的慰安妇。朱莉通过其女性视角，花了大量笔墨描述这些妇女遭遇的暴行，为影片增加了一丝女性主义色彩。

　　他们的第一幕戏便是拍摄波斯尼亚妇女遭受大规模强奸的一个场面。起初，朱莉心中不免担心：“这仅仅是来自不同国家的演员见面和工作的第一天，演员间的关系会不会变得紧张？”但事实证明她的担心是多余的。“当我喊Cut时，那些饰演军官的男演员拉起雪地里的女演员，拥抱了她们，捡起地上的衣服，帮她们穿上，然后说了声道歉，并给她们端上茶水。到了午餐时间，他们彼此交谈，态度十分友善。尽管我们在拍摄一部残酷的电影，但片场仍然充满了爱。”朱莉说。

　　“如果你事先不知道是谁拍摄这部电影，你一定会发誓这是出自一个有独创精神的欧洲导演之手。”奥斯卡奖资深观察家兼Hollywood.Com网站评论家皮特？哈蒙德评论道。在电影开拍前，朱莉就发誓要拍一部充满力量，有人文关怀、坚韧的电影。

　　电影节时，当朱莉被问到直接而血腥的屠杀场面是否会吓坏观众时，她回答说，这是故意为之：“只有这样人们才会理解战争的残酷。我想让坐在屏幕前的观众在观影的两小时内，心里不断地说，‘快住手，快制止这样的暴行。”

　　从2001年起，朱莉一直担任着联合国难民署亲善大使的角色，她能拍成这部电影，得益于这段经历，以及她在好莱坞的名气。2002年，朱莉跟随难民署成员去柬埔寨北部城市巴塔姆邦及柬泰边境的萨姆劳，在那里收养了自己的第一个孩子Maddox。随后她前往饱受内战煎熬的塞拉利昂，在那里亲眼目睹了来自不同阵营的士兵如何残害本是同根生的人们。朱莉回忆道，在塞拉利昂，如果反对派士兵问道“你是想要长袖还是短袖？”，这就意味着你只能从手腕被切断，及手肘被切断两者中二选一。

　　这些经历给了朱莉撰写《血与蜜之地》剧本的宝贵素材。她花了一个月写完，又修改了几遍。期间尽可能阅读了所有关于波黑战争的书籍。布拉德。皮特看过后说，“亲爱的，写得不赖”。 于是朱莉又把剧本发给几个研究历史的专家过目，得到不错的反馈后，拍摄项目才正式启动。

　　“关于波黑战争最好的电影”

　　在摄影师迪恩。赛穆勒(《现代启示录》、《与狼共舞》的摄影师)的帮助下，《血与蜜之地》真实还原了波黑战争废墟的惨烈。但也有不少评论认为《血与蜜之地》“为了制造出战争真实的恐怖而血腥得空白”。影片在美国上映后反响不佳，在IMDB上的得分只有3.7；而在塞尔维亚地区，电影还未上映，就有塞族老兵组织抗议影片有明显的反塞情绪，并要求禁映。有记者在发布会上问及对战争的立场是否有偏颇，朱莉称：“因为背景、出身，每个人对它的看法都会不一样。这不是一部纪录片，而是艺术化的理解和加工。”

　　然而，在一些曾参与报道波黑战争，并持续关注战争余波的战地记者眼中，《血与蜜之地》仍然是他们所看过最好的有关波黑战争的电影。美国出生的女记者亚尼内。迪.乔瓦尼就是其中之一，她全程报道了波黑战争，并写下《白日梦魇追忆战争与爱情》一书。她第一次听说《血与蜜之地》是在2008年，当时，萨拉热窝正在举行纪念波黑战争爆发15周年。她的一个波斯尼亚朋友告诉她，安吉丽娜。朱莉和布拉德。皮特正在小镇上，为电影选取拍摄场地。当时她们并没有碰面，直到乔瓦尼收到朱莉的来信在读了《白日梦魇》后，朱莉想进一步向她请教她在报道波黑战争的经历。“我们现在站在同一条战线上，这很重要。”朱莉写道。

　　乔瓦尼说：“我对名人不感兴趣，但朱莉是我遇到过最有趣的人之一。在她带着电影先后在柏林、巴黎、克罗地亚等地首映后，筋疲力竭的她仍然坚持与我和其他四位报道过波黑战争的记者聊天，讨论‘为了让波斯尼亚变得更好，我们作为一个团队能做些什么’。”谈话中，朱莉问及为中止战争而签订的代顿和平协定(Dayton Peace Accords)是否在起作用(乔瓦尼告诉她没有)；以及他们是否能从文化根源来进行双方调和。

　　“我带着批判的眼光去看《血与蜜之地》，尤其注重一些历史细节，但仍然觉得它真实地再现了这场20世纪末欧洲最残酷的战争。我看其了其他几部关于波黑战争的作品后总是被激怒：为什么他们不能多做一点调查呢？”乔瓦尼在《新闻周刊》上写道。

　　当电影在塞尔维亚得到解禁后，朱莉对乔瓦尼说：“我想要的是让人们先去看电影，然后再作判断。许多人事先就抱有错误的想法。”事实上，让那些来自当时“敌对阵营”的战争亲历者来参演电影，并得到他们的认可，本身就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演员艾尔敏。布拉沃在片场仍然穿着哥哥在战争中穿过的军服。他说，“朱莉在剧组创造了家一般的气氛”；现居巴黎，曾在狙击手枪林弹雨中幸存的37岁的凡妮莎。格洛吉奥也常谈起朱莉如何让她从一个战争亲历者成为一个好演员，“尽管回忆起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心中仍然充满痛苦。但朱莉做到了让我们在重回故地时，心里觉得安全和踏实”。

　　B=《外滩画报》

　　A=安吉丽娜。朱莉

　　“我想要观众与暴力对峙”

　　B：所以，现在面前的安吉丽娜。朱莉已经从演员转型为导演了？

　　A：我对执导电影从来就不感兴趣。对我而言，这次项目的意义不是拍一部电影，而在于说出一个我想与大家分享的故事。

　　B：整个拍摄项目是如何开始的？

　　A：这个计划始于几年前，我第一次去前南斯拉夫的时候。过去十年里我去过很多曾经的战场，与战争冲突的幸存者聊天。我总是为自己对别的国家所知甚少感到羞愧，比如说前南斯拉夫的内战。如果我对某个主题很感兴趣，我就会在听的时候做一些记录，有时甚至会写一篇文章。不是为了像你们记者那样写稿卖钱，而是为我自己，让我记住并思考这件事。

　　渐渐地，我以这些谈话为基础开始写剧本。是布拉德。皮特让它真正启动的。有一天，他突然对这个故事很感兴趣，让我把剧本写出来。我把它寄给一些研究历史的人，也寄给了几个当地演员，并没有署名，结果得到了热烈的反馈。

　　于是我们便进入下一个阶段筹资。我和曾经共事过的制作人格拉汉姆。金聊了一下，很快就募集到一笔钱。我和布拉德也自掏腰包，拿了些存款出来投入这个项目，因为这个故事对我很重要。

　　B：为自己拍摄的电影工作感觉如何？

　　A：我整个人生几乎都在演绎别人的想法和对话，所以现在能用自己的素材演绎，让我觉得有很大不同。除此之外，不用身处镜头的中心，感觉更好。我很高兴把摄像头对准剧组的其他人。

　　B：但我觉得，你在自己拍摄的电影里甚至没有露脸，即使是作为导演参与，也让人感觉很奇怪。虽然现在每周杂志头版仍然会出现安吉丽娜。朱莉的名字，但你担心以后影迷会忘记你吗？

　　A：每个老演员都会碰到这种情况，好在我和布拉德。皮特从不阅读八卦专栏，有时候，我们是最后读到关于自己八卦的人。另一方面，如果我真的默默无闻，无人问津，也就不可能拍出这部电影，不可能让别人注意到我的观点，因为没人想要听我表达什么。

　　B：你觉得这部电影的精华是什么？

　　A：我想要传达许多信息，其中一个是理解那些几十年来经历融合与通婚，共同生活在当代欧洲那些美好城市的人们，为什么突然间因为战争而反目成仇。那些受到强暴、杀害、虐待的女人和孩子的命运，让我深受触动。她们不得不为了他人的决定和战争的后果承受痛苦，付出代价。

　　这部电影不能说是完全站在女性的立场拍的，但战时女性受到有组织的蹂躏是一项重大的战争罪行，必须清楚地揭露出来。我与那些女性共患难，也希望公众能分享我的感受。电影中我想表达的最重要的想法，是两个相爱的人如何陷入这样的境地：“你先杀我还是我先杀你？”

　　B：业界有许多女性导演，比如凯瑟琳。毕格罗，都喜欢搞一些充满“男子气概”的课题，比如战争。你的首部导演处女作充满血腥、死亡和强暴，你也打算成为她们中的一员吗？

　　A：我想要观众与暴力对峙，我想让他们感到不舒服。我觉得我们应该在电影中把大规模处决和强奸展现出来，让观众深深触动。同时，电影中的暴力通常不是直接表现出来的，你不会近距离看到血淋淋的尸体和死去的孩子。大规模的处决常发生在镜头之外，有时只是通过声音表现。至于强奸镜头，你不会看到赤裸的身体。但从一定程度上我想要用真实感的冲击来表达争议性。

　　B：你希望能改变什么状况？

　　A：改变状况不是我要做的选择，换言之，我也改变不了什么。我只是想在人与人之间或许政客间建立一个话题。因此如果明天你在某个国家，或许比南斯拉夫更遥远的国家看到炸弹爆炸的消息，你会记得我的电影以及此时此刻正在遭受痛苦的人们。或许不只是你，还有应该为那些罪行负责的人，也会想起我的电影。

　　B：但是你的项目也带来了其他冲突，比如萨拉热窝的女性战争受难者联盟(The Women Association of Victims of the War)认为电影有误导之嫌因为影片中波斯尼亚女人和塞尔维亚男人的关系表现得太浪漫了。

　　A：首先，我不是在拍纪录片，这不是日常生活的记录。我的电影是虚构的，是个特写。当然，我能理解在人们心中，战争的伤口依然鲜血淋淋。我也理解当这个话题被重新提出时他们的敏感。同时，我们把电影放给一些女性当事人看，她们都改变了之前的想法，她们现在对电影表示支持。

　　B：你做了好几年联合国难民署大使，这段经历有没有改变你和好莱坞的关系？

　　A：当你第一次来到战场，你的人生就会发生戏剧性的变化。你会从“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中醒来，开始自省，我怎么可以哪怕只有一天对现有的生活感到不满？我认为好莱坞和整个娱乐产业代表人生光鲜的一面，那是件好事。我觉得它有时也是严肃的，它教育或者像某些人说的“引导”了好几代人。

　　但好莱坞不是我的人生目标。有时，一些对比让我感觉很奇怪：在危险地区，我独自旅行，没有安全保；而当我走在红地毯上时，至少有六个保镖跟着我。我在柬埔寨、非洲和一些贫困地区遇到的人，他们没有受过教育，缺乏医疗护理，甚至头顶上没有一个像样的屋檐。他们因客观原因被迫过着一种简单粗暴的生活。然后我把他们的生活和洛杉矶社区的人比较，每次都对自己说，“可恶，为什么大部分拥有汽车、房屋、电脑的人看不到这样的真实？”

　　B：有那么一个瞬间，我好像在电影里看到了布拉德。皮特，当他被狙击手击中的时候？

　　A：确实如此，我本来希望没人发现他。出于一个我觉得很实在的原因，我让他当这个配角他能“死”得很逼真，许多演员和替身都不行。我也不在行。信不信由你，“倒地而亡”是布拉德特殊的表演天赋，他很擅长这个。我需要一个好的“替死鬼”，他就是那个人。

　　B：你如何处理演员的技术性问题？

　　A：因为我从来没有打算做导演，我没有特地为此做准备。我雇了一个专业团队，在制作过程中请教他们。并且，我试图从许多与我合作过的导演身上回顾这些技巧。我从迈克尔。温特伯顿身上借鉴了很多，我参演了他的《坚强的心》。我喜欢他的工作方式让演员忘记镜头，仿佛摄像机没有打开，一切都在实际生活中发生。我试着模仿他，因为这部电影必须看起来很真实。我也从克林特。伊斯特伍德那里学了片场的组织能力。他会事先做好拍摄当天的计划，并且做到事无巨细。演员知道他们何时开始，何时结束。他从不在额外的对话上浪费时间。我不是说我们的片场毫无欢乐，只是我们的首要任务是工作。

　　B：你打算拍其他电影吗？

　　A：如果我找到一个好故事，我说不定会再拍一部。但我没有当导演的欲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