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张艺谋执导，历时4年、投资6亿元的史诗大片《金陵十三钗》火爆影坛。相对导演和投资方的志得意满，相对于“谋女郎”的声名鹊起，该片编剧和小说原创作者、旅美华人作家严歌苓，却低调得一派云淡风轻。如今根据她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小姨多鹤》在多家卫视的热播，也让刻意淡出的她再次进入公众视线。

　　尽管只要挂上“严氏招牌”的影视剧几乎每部必火，但每次见严歌苓从后场到前台为她的作品做宣传，都让人感觉十分勉为其难。舞蹈家的气质、外交官夫人的气场让她美得惊心动魄，却无丝毫咄咄逼人的姿态和言语，很容易让人以为她就是那个来应景撑场子的“不过”和“而已”。尽管是必需的“应酬”，却也让一向自诩精力过剩的严歌苓觉得累，对于一次次媒体的邀约能推则推，可退则退。直到她回到柏林的家里，真真正正透过一口气来，我才得以与之有了这次千里万里的空中之约，听她直白地表述“我们老严家的人，表面有多随和内心就有多倔强……”与她隔了千山万水反而比在眼前来得更近。

　　媒体眼中的她

　　某次读者见面会上，一个年轻女记者曾对严歌苓说：“你出身又好，嫁得又好，长得又漂亮，才华又好，真是容易让女人嫉妒的女人啊！”满堂皆笑。其实，这个记者欠缺的形容词还有很多，比如幽默、才情、传奇等。媒体眼中的严歌苓白手起家，勤奋刻苦，最终成为著名作家，美满地嫁了美国外交官，游历世界各地……近二十年来，严歌苓的文学作品在海内外广受认可，身兼好莱坞编剧协会会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和奥斯卡最佳编剧奖评委。其作品被翻译为英、法、日、泰、荷、西等多国文字，几乎每一部作品都荣获了国内外各种重要文学奖项。但要向人们介绍严歌苓，你往往还得这么说——— 她是电影《金陵十三钗》、电视剧《小姨多鹤》同名小说的作者，陈凯歌《梅兰芳》的编剧；由她编剧的电影《少女小渔》获“亚太地区国际电视节最佳影片奖”，与陈冲合作的电影《天浴》获台湾金马奖7项大奖并独得编剧奖；“用英文写小说，进入美国正规商业出版渠道的中国作家”，“为好莱坞编剧的中国女人”，“出使非洲的外交官夫人”等整个人像一部充满励志色彩的传奇。

　　大牌的作家大多会经历从一炮而红到创作顶峰再到偃旗息鼓的必然曲线，但是严歌苓不是。她似乎不曾大红大紫过，甚至好像游离于文坛。但是她一点点的，在人们的不经意中朝你走来。她太独特了，她和谁都不同，容不得你不注意她。

　　她笔下的主人公大多在出场时有些让人错愕：抢劫犯、失眠症患者、移民假婚者、身处异邦的东方名妓，凡此种种，不管想来有多不靠谱，在严氏笔风的描绘下，一个个惊世骇俗的故事被铺陈得顺理成章、丝丝入扣。她的字里行间有大聪明也有小幽默，但她却并不跳起来大肆张扬——— 偷偷地而又从容不迫地把一切波涛汹涌掩盖在最克制平静的表象下面。

　　在媒体眼中，某个时刻她是疏离冷冽的，而另个瞬间她又温和亲切，她会表现得谦让但决不代表可以被丝毫冒犯……她几乎生活在传说之中。比起任何一位当代女作家，她更能激起读者“索隐”的狂热。《扶桑》里，“简简单单坐着，嗑她的瓜子喝她的茶，那种丰富而不可名状的蕴藏”，是她吧？《寄居者》里，“露着大腿弹琴，是为了等一个不知去向的男人”，也像她吧？“我是个活得很私密的人。”她喜欢虚构，喜欢将真实的自己一笔笔刻在书里。当你一页页翻过她的书，感觉往往如麦芒刺背———锋利或者柔媚，哪一个是她？她这样爱惜着她笔下的女性，从少女小渔到扶桑到王葡萄，她们都是感性的，卑微又高尚，沉重又轻灵，虽然被践踏，面对丑恶和暴力，依然有着尊严、宽恕和悲天悯人。她这么关照、爱惜着她们。你以为她是女性主义，其实不然。她没有那么咄咄逼人，她没有向男人要求过什么。“‘我就要和男人一样’，是没有意思的，女人还是要去找老公，还是要去建立家庭。”

　　聪明+勤奋

　　严歌苓生于上海，在安徽马鞍山长大。父亲和爷爷是作家，母亲是演员。她是一个有着绝佳记性和领悟力的聪明人，对自己的能力也有大把的自信，本来可以做多种选择，却将最后一张底牌押在了文学上，严歌苓将这一切归结为血缘的奇妙，“我小时候爱读书，但从没想过当作家。我妈妈是话剧演员，我呢，学歌快，跳舞也学得快，12岁就到西藏，进了部队当舞蹈演员。做舞蹈演员时，我各方面条件并不是那么好，我的身体比较硬，只是吃苦吃得比别人多。每天四点半起来私自练功，也难达成跳独舞、做主角的理想。艺术嘛，你不期望登峰造极，就别弄了。所有力气花进去，你还达不到最好，你就撤。所以我急流勇退，做了创作室的创作员。事实也证明，我的脑子的确比四肢好使。”

　　25岁退伍时的她已经是小有名气的军旅作家。对于写作她优越感十足，“因为那个时代像我这样的专业作家还是很少的。不用上班，就在家里写作。”长篇小说《绿血》、《一个女兵的悄悄话》分获优秀军事长篇小说奖、解放军报最佳军版图书奖等。一切开始顺利起来。直到美国新闻总署邀请她去访问美国，参观当时的美国青年作家创作中心，看到艺术基金会对艺术家的支持，她动了心。

　　她30岁学英语，从零开始，天天抱着《新概念》，在国内，坐在父亲的自行车背后也在背单词。在美国的英语强化班学习，GRE成绩才530分。带去的钱已经快花光了，怎么办？她听说在芝加哥、底特律、水牛城有考试，“豁出去了，把剩下的一点钱都买了机票，飞来飞去，一个月之内把成绩考出来了。几乎是奇迹。”也许是因为破釜沉舟，她没有退路，反而勇往直前。“芝加哥艺术学院给了奖学金，当时最大的挑战，是和美国的同班同学一起写作。”这几乎不可能，但她居然做到了。“当时我们上拉丁文学课，老师是阿根廷人，我们都要被他折磨死了，每个课有75页的作业要完成，量非常大。”反正她从在部队文工团的时候就开始失眠，又精力旺盛，老师要求写3页，她会写到6页。超强‘劳动量’让同学都受不了，纷纷退课，她没有，硬撑着。为了付房租，她利用假期到餐馆去打工，还做过保姆、看护等等。“打一整天的工，晚上回来跑咖啡馆喝咖啡，和人聊聊，再回到家，吃安眠药睡觉，几个小时后起来，亢奋地进行又一天的活动。”因为超人的勤奋，她终于又开始勃发写长篇的激情，艰苦的学院生活，让她脱胎换骨，受益终身。这样的生存哲学也注入了《第九个寡妇》等多部后来蜚声海内外的作品中。

　　写作之“瘾”

　　眼睛落在小人物上，底色却一定是民族历史的大背景，严歌苓不喜欢真正意义上的家长里短、婆婆妈妈。“我做不到把当今人的个人生活、把发现自己当成写作的第一主题。我的脑子已经被太多重大的、还没搞清楚的历史追问所占据，我还在一直追问，在不依不饶。”严歌苓喜欢写民族历史中小人物的命运，探究个人在大的历史背景中的命运和发生的变化。同时，她十分强调自己与人物的共感，将自己“掰成”不同的部分，给笔下的每个人物中留下一点自己的影子。她坦言，“任何一个男性人物或女性人物都有一点我自己的影子，像《第九个寡妇》中的王葡萄，甚至《扶桑》中的恶霸。这是一个作家必要的素质，和任何人物都要有共感力，如果没有，那这个作家一辈子只能写一本书，即写自己经历过的。我书中每个人物都混进了我自己的影子，但又不同于我，王葡萄和我一样很慷慨，却又比我计较。我从来不会计较别人怎么做，反而豁达得像个男性。我曾经问我老公，你在我身上学到了什么。他说从你身上学到了一个词：慷慨。我的哲学就是：有钱大家花。世界上没什么东西能让我觉得难舍难分，除了写作。”

　　写作之于严歌苓，是一种终身难戒的“瘾”！“‘瘾’为何物？是一种走火入魔的状态，过瘾的那一会儿，你就是个小神仙，无所不能，无我无他，写作之于我，也是一种秘密的过瘾。别人都劝，歇歇吧，写那么苦图什么？过去我和他们见识一样，也认为自己挺悲壮的，整天背对世界，背对许多人间乐事在那里写。现在我发现自己并不是这么回事，其实是在偷着乐。背对世界，把所有杂念排除，把精神凝聚到白热化程度，把所有的敏感都唤起来，使感觉丰满到极致。于是乎一些意外的词汇、句子在纸上出来了，它们组成了人物细节、行为，再往前逼自己一步，再越过一点儿不适，就达到了那种极端的舒适，因为自由了，为所欲为了。要说活着，这时的我是活到了淋漓尽致。我试着不写，可是不行，就像没醒透似的。一连多日不写，就是一连多日半打盹儿地过活，新陈代谢都不对了。”

　　此“十三钗”与彼“十三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