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原》在最后时刻确认入围柏林电影节竞赛单元，以两小时四十分钟的版本亮相。王全安为此作出了极大的妥协，使电影最终能够呈现在观众面前。他说，从作品上来说这是一种悲哀，但是出于对制片人的责任和对朋友的内疚，还是做出了很大让步。尽管如此，王全安强调，《白鹿原》最终跟观众见面了，这本身就是一种进步。
谈及电影面世过程，王全安认为，中国电影环境总的来说是在困难中前进，但他对未来的环境一点不悲观，“因为中国电影在转向工业和商业的时候，审查的完善和清晰化是一个必然要面临和推进的问题”。
谈到《白鹿原》的文化意味，王全安表示，《白鹿原》要系统的告诉世界“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我们曾经是什么样的人，我们经过了什么样的变化才成为如今的样子”。他认为这种讲述越符合真实、越磊落、越自信越好，他同时希望这个电影面世以后，能够获得一种新的经验，那便是“当我们比较坦率、坦荡地讲述自己的时候，并不会给我们带来什么不好的东西。它可能会赢得更大的尊重”。
《白鹿原》要告诉世界中国人何以成为如今的样子
凤凰网娱乐：您在电影《白鹿原》的宣传册卷首语写道“拍电影很难，尤其在中国”，这个片子从筹备到完成到现在柏林，也经历了风风雨雨，是什么支持你一直走到现在，最终让电影和观众见面了？
王全安：在归纳这部电影什么让我印象最深的时候，我总结了一个“难”字。这个“难”字在这个作品中特别明显，有多重含义。首先作为导演来讲，这个电影很难拍，因为小说盛名之下，在世界范围之内改编民族电影成功的例子也比较少，这么大的篇幅让它合理地归纳到电影里面来，让电影和它洋洋洒洒的文字所匹配，还能成为一部特点和独立的作品，这对导演的手艺是一大考验，这是除了环境之外的困难，很多导演也都被吓住了；
环境上的困难在于，这部小说从诞生之初也都颇受争议，甚至一度成为禁书，实际上它也是突破了环境的禁忌。我个人理解，这部小说是新中国几十年以来最重要的小说之一，原因是它刻画了一种最中国典型意义上以白嘉轩为代表的“乡绅”的形象，他身上承载了最东方的价值道德伦理的完整人物，他讲的比较清楚，我们怎样看待土地，我们要怎么做人，我们怎样看待这个世界，我们怎样看待繁衍，几千年来都是这样。
电影也是从这儿开始的，从清末中国几千年不变的东方帝制崩塌以后，其实是遭遇了外来的打击，被击垮以后不是建立了西方的共和体制，中国人在精神上陷入了一种困境、迷茫、愤怒、反抗，变得很不稳定。我们曾经用极端的精神解决所有问题，那样行不通之后，现在摆动到极端的物质。但是我们依然痛苦，毕竟我们还有自己的情感，我们会思考自己如何面对生死、面对这个世界，而我们失去了自己的解释，所以我们依然困苦。
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认为这个电影特别有必要拍。它可能是第一部电影，把中国人原来是什么样子，遭遇了一些什么事情，我们都经历了什么过程，由此我们才可以了解到为什么我们会是现在这个样子。这个很有意义，我也是第一次在拍电影的时候，这不光是我个人的表达，是整个人群需要的梳理，需要有人去做这样的事情。所以也就特别能坚持，无论遭遇怎样的困境。当你有了这种条件和能力，你就有了这种责任，应该去做这个事。好像这个电影遇到的困难是我拍三四个电影遇到的总和。
在拍完之后一直未面世，我能理解，因为本身这个电影太受关注，所以大家都对它战战兢兢的，不知道它会引发怎样的一种反应，这种疑虑和战战兢兢我能理解。它是一个自我表达，我们的语境可能依然停留在比较弱的经济语境中。其实这个国家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应该说是世界经济第二的一个国体，随之而来的语境的状态没有经济发展的这么迅速，我们还不是特别自信，对表达自己还要看别人的反应。从这点上，《白鹿原》的完成是一种主动，这种主动是我要系统的告诉你，把这个电影拿到世界上，告诉大家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我们曾经是什么样的人，我们经过了什么样的变化，这一点是世界需要了解的。而且这种讲述我们越符合真实、越磊落、越自信越好，告诉别人真实的我们，这个很有意义。
“当我们能够坦荡的讲述自己时，才能赢得更大的尊重”
凤凰网娱乐：所以《白鹿原》可不可以称作一部标本式的电影？
王全安：不管怎么样，伴随着这二十年的争取，也是中国电影界的一个争取，先后有很多有才能的导演都有这种意图，我想除了在职业上的吸引之外，也跟抱负有关系，因为《白鹿原》具有某种含义，某种象征意义，我个人的感觉是这二十年从无数次被启动，不管它经历多大的困难，它的首站就推到了世界的面前，我觉得是我们的一个进步，在这种哆嗦里面，还有点羞涩，向前迈了一步。它可能是电影的一小步，但有可能是中国电影的一大步。是一种更自信的进展。我也希望这个电影面世以后，我们能够获得一种新的经验，当我们比较坦率、坦荡地讲述自己的时候，并不会给我们带来什么不好的东西。它可能会赢得更大的尊重，而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
王全安：删改对于影片的折损是我愿意接受的代价
凤凰网娱乐：在这种“哆嗦”里的前行道路上，除了创作之外，你做了怎样的努力？
王全安：在整体环境如何来接纳这样一部电影，和这个里面所谈到的内容，从我这儿出发，我都能理解，都是自身的一种挣扎和努力、一种寻求方向的努力。
首先，我尽我自己最大的能量把这个电影在表达小说的时候尽量得体，在艺术范畴内达到最好的标准。然后，积极的把它推到观众面前，包括后期制作、经历的诸种修改，其实都是有积极一面的。当然它对电影本身的折损确实带来很大的问题。
当电影剪到三个半小时的时候，我认为已经接近比较完满的版本。但是现在这个版本是两个小时四十分钟，有很大的损失。
作为导演来说，我愿意接受这个妥协，但是还有很大的损伤。然而这个电影在这么仓促的情况下能够去参赛，我愿意接受付出的代价。我愿意从积极的方面去考虑，我们已经在这儿，面对的是一个竞赛了。手头上并不像我预计的带来那么“弹药”可以自信的参赛，但我依然相信目前保留的这个部分还是能够反映电影的大部分品质。
凤凰网娱乐：从观众反馈来看，这个版本最后人物结局的删除，对于观众理解电影是有阻碍的，你会不会有所不平？
王全安：单纯的从作品上讲，这是一种悲哀，这种悲哀肯定较别人来的深刻。但我无意去谈论，因为这是一个个人的问题。这个电影某种程度上讲也属于大家，我希望能够把剩下的这部分能够展示好。可能这个版本最大的变化就是结尾，它的影响确实是最大的。因为它把影片的整个构架的铺垫和铺排都显得随意，剧作最讲究铺排，这样显得没有归结。就像是发出了一个问题你没有回答一样。
中国电影环境总的来说是在困难中前进
凤凰网娱乐：电影会受意识形态的干扰会较大，当我们回顾过去十年的国产大片时，很少有一个这样展现历史中人物命运的电影，你认为这是不是中国电影难出好作品的原因？
王全安：不管从哪个角度，中国的电影发展到现在，即使不是在文化角度而是从商业的角度来谈，与中国电影的审查制度确实面临着一个巨大的冲突和矛盾。
《白鹿原》一亿多的投资，从制片人的角度讲它必须是一个商业行为，他的钱都是从银行贷款的。然而之前它是得到了拍摄批准，有了一个营业执照，最后因为一个不是特别明确的原因，长达七个多月不给一个明确的不通过的原因，这是一个巨大的问题。假如有一个具体的原因，说这个不合适、不可以，但是也没有这种说法。
《白鹿原》的制片人就面临着巨大的压力，这是我最内疚的地方。他每天的利息都在三万人民币左右，就一直这么耗着。所以最后我能够接受这样的一种妥协。如果仅仅是我个人的话，可能柏林我就不来了，因为这个作品已经不是我认为能够达到最自信的参赛标准。为什么我最后能够接受，从个人来讲很大程度是对于制片人的内疚。因为不管我们要表现导演意图或者文化意味，你都不足以让一个制片人或者一个朋友成为这样的境地，它到最后可能是一个法律问题。从这点上讲，我作为导演在作品上的那种痛，就不足以来抵消对朋友的内疚。所以之所以《白鹿原》在这种情况下，我还能跟着一起来柏林，这可能是最主要的原因。
凤凰网娱乐：在这样的情景之下，你认为审查的环境有没有希望改观？
王全安：当然是令人烦恼和不尽人意的，但是哪儿也都有类似的问题，在好莱坞也要面对制片人的，这个我也能够理解，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作为中国电影环境总的来说是在困难中前进，因为它必须跟整个社会的发展是一致的。然而体制的速度是比商业的速度要慢，是后滞一步的。
从《白鹿原》一直没有拍成，到现在能够呈现出来，已经是一种进步，是一种变化。这种事情我希望它能够越来越自信、越来越包容，这是一个趋势。我对未来的环境我一点不悲观，因为至少中国电影在转向工业和商业的时候，审查的完善和清晰化一个必然要面临和推进的问题。《白鹿原》在这个节点上，它以这样一个长度最后在柏林电影节，这就是在这个时刻，我们整体环境能够做到的最大水准了。它就是我们的水平，我们的宽容，我们的挣扎所带来的时代的记录。
能够接纳包容不同的东西才是真正的强大
凤凰网娱乐：或许有一天，真的如你所说，我们可以更坦荡、更磊落的把自己原来的面貌呈现在观众面前，然而现阶段这样的审查制度是不是也体现出一种文化上的不自信？
王全安：这个是显而易见的，从根本上来说还是不自信，中国人所谓家丑不可外扬，比如说美国可以跟伊朗准备开战，它依然可以把电影最重要的奖项给一个伊朗导演，这就是它伟大和强大的地方。它不单是有武器，它还有文明作为支撑。因为一种文明的强大，经济只是基础，为什么这一套东西它在世界上能够立足，它能接纳不同的东西，这就是强大。文化需要滋养和各种各样的智慧。
中国已经在经济上强大了，其实现在的国策是非常积极的，主导是要把中国优秀的历史文化传达给世界，这绝对是完全有感而发和势在必行的。但是到了具体的实施环节，体制和文化界本身都有点滞后于时代的需要，它不如经济那么敏感。经济已经在前面过营拔寨、一路前行，文化没有跟上。我可以坦率的讲，这还不是真正的强大，还不是真正的文明。
文明其实就是一种智慧，现在经济影响力的到来，这个世界对中国的了解的需要就会变得特别迫切。原来如果说你去给他讲，他会愿意听一听，那么现在他是特别需要来听。因为他要与你有经济上的联系，特别想知道你是怎么样的人，你是怎么看待世界的，看待物质的，你的文明是什么。这时文化艺术就是冲破隔膜、质疑、偏见的最有力量的方式。艺术的作用就是沟通和讲述自己。
“我们必须回到我们的根系上去”
凤凰网娱乐：相对于小说而言，电影由于时空的限制，舍弃了一些人物的线索，那电影中着墨的这几个人，他们代表的是什么类型的中国人？
王全安：大的来说，《白鹿原》这个里面表现的是历史造就的中国最大的一次变故，看似是朝代的更迭，但是与以往任何一次都不同。因为以往只是换一个主人而已，但是这次什么都变了。在这种变故面前，中国人特别彷徨。
比较典型的就是以白嘉轩为代表的一个家族族长，也是中国传承中国文化、伦理、道理的神经末梢级的人物，他代表的是我们已经坚持了几千年的一个东西。他在面对这样变故时候的坚守，他也遇到挫折和打击，他对他坚守的东西底线不断被打破。他越来越不自信，最后就很迷茫。另外以鹿子霖为代表的，以求变和适应来获取生存的，这也是一种出路。
这是两种最主要的状态。这种状态可能持续到现在依然还有。我个人看这两种东西到现在都殊途同归的走向不自信。原因是我们从根本上把我们的根儿给刨断了，原来你有个身份，有一套东方文明。现在的价值观在哪儿，伦理道德在哪儿？我们现在都到了“宁可在宝马上哭”的时代，我们其实是不知道身份的意义在哪儿，我们没有自己的解释，所以我们的迷茫是注定的。所以《白鹿原》是在讲述我们的根在哪儿。
我个人觉得我们必须回到我们的根系上去，不管我们中间出现了什么问题，对我们的打击有多大、膨胀有多大，以为我们自己就可以砸烂一切、踩在脚下。回到根系上去，会自信的多，因为那个文明包含了太多先人的智慧，对世界和生死、自然有一套自己很详尽的解释。它有独到的智慧，对世界来讲也有非常大的价值。
世界也需要东方智慧，西方的经济也在经历着一些挫折，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太贪婪，东方的天人合一和自然的关联，注重自己和外部关系的协调是非常有智慧的。这对世界也是一种贡献。一种文明只有你在文化层面上对世界有所贡献时，你才能真正赢得世界的尊重。我们现在理解世界的能力比较低下，就像一个五岁的孩子，不能理解原来的大人是如何理解世界的，那个时候他们也非常强大也是很包容的。
我们的文明仍然以一种匪夷所思的顽强生命力在繁衍
凤凰网娱乐：在原著里，陈忠实先生对于这些人物的命运是有饱含着一种深刻的同情，你在电影创作时，对人物倾注的是怎样的一种情感？
王全安：电影较之小说有了一个更大的包容。原来的小说主体是两个家族之间的纠葛、矛盾和斗争，还有政治派系的斗争。电影越过了这两个层面，放到了一个更大的环境去看待它。是白鹿村这个具有象征意义的中国，面对外部环境的冲击，在这种惶惑中间，每个中国人这种求出路的努力都是可歌可泣的。
凤凰网娱乐：电影中人物都是以悲剧收场的，是为了加强戏剧张力还是你自己的理解？
王全安：现在看到的版本人物最后没有归纳，但我的本意人物应该是比原著更加自信，因为原著出现的1980年代还处于一个对未来更不明确的时期，现在对台湾的看法已经变了，成为一个为了谋求共同利益和发展的关系。
我从2000年进入到《白鹿原》历史中去，我的想法也不一样，我认为历史比我们想象的要强大。中国人的这种生存力很强大。尽管我们曾经给文明以致命的打击，但是它仍然以一种匪夷所思的顽强的生命力在繁衍。所以这个电影原来的结尾是，白孝文不可思议的继承了白嘉轩的品质。原来的结尾其实是对文化的认同和敬畏。
西方观众真正明白《白鹿原》还需要时间
凤凰网娱乐：你是柏林电影的常客，《白鹿原》观众场的售票情况也很好，观众的反应有没有超过你的预估？
王全安：对，柏林是我比较熟悉的一个地方，我是北方导演，喜欢在寒冷的时候拍电影，也喜欢一个寒冷的电影节。柏林观众比我想象的要热烈。但是这次的作品和我以往的作品性质不太一样，以往的电影比较好理解，因为是现实题材、关于个人命运的、比较小的艺术片，比较好懂，无非是家庭伦理，但是这次的白鹿原是一个系统的讲述。要想真的了解这个电影，西方观众必须要对中国文明发生很大的兴趣，具备更多的知识才能更好的解读这个电影。他们真正看明白还需要经过一段时间。
凤凰网娱乐：有一些外媒会认为说不好理解，情感上无法进入。
王全安：对，这就面临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对于不了解、不懂的东西怎么办，简单的方法因为我不懂，所以它不好，另一种就是我不懂，我要让自己去懂这个事情。实际上《白鹿原》提供了更复杂、更宏观的东方模本。也有一些国际上比较重要媒体，有几个年纪比较大的记者对《白鹿原》提供的信息兴奋不已。这个可能是《白鹿原》的意义，不是造就一时的轰动就算了。
田小娥没有对错 她的存在是对礼仪的挑战
凤凰网娱乐：我们发现最终的版本还删掉了白灵的戏份，女性主线完全变成了张雨绮，有人认为你是有私心的，你如何回应？
王全安：白灵的角色本身在拍摄中就停了，原因是没有精力再加这条线进来了，讲不清楚。而且白灵发生的事情更多是在白鹿原之外，这个角色可以独立出来。一旦牵上了这个人物，就必须多出五六场、十多场戏，这就需要增加半个小时到四十五分钟的量，你才能把这个人物讲清楚，所以一上手就觉得这个完成不了，做也是白做。
田小娥这个角色却是至关重要的。除了之前我们谈文化是一种理性的东西，然而作为一种冲撞，传统的东西和人欲、人性之间有合拍也有冲突的地方，西方可以建立在尊重个人之上，我们却刚好相反。田小娥这个人物的存在，代表的是人欲与体系之间的矛盾。田小娥则是对这种体系的挑战。
她有姣好的容貌，但是真正吸引人的女人不是农民般想象的那样：狐媚、勾引男人，而是她身上真的有可爱的东西，她真的很包容、很善良、很美丽，这种女人才要命。所以田小娥在电影里也不是像大家说的，这个女人跟男人眉来眼去的勾引、跟所有男人睡觉就是性感。而田小娥身上携带的东西比较自然，她是一种天然的状态，然而这个东西和白嘉轩之间就有冲突。而且她身上有一种包容力，她对每个男人都很真诚，当每个男人和她发生一种联系的时候，她都能接纳。除了鹿子霖那里，她判断清楚后她也发出了搏击，她没有对错。《白鹿原》不仅仅是两个家族之间的矛盾，而更大的意义在于田小娥和白嘉轩所代表的这种礼仪的冲突，这个实际上是势均力敌的。她最后被杀掉，在中国历史环境中也是必然的结果。
张雨绮已经具备了国际影后的品质 是否得奖要看运气
凤凰网娱乐：张雨绮的表现获得了较高的赞誉，从以往的偶像成为一个实力派的演员，你在她的这种转变中起到了多大的作用？
王全安：一个演员要保有感性，张雨绮就是保有了这种感性，她向环境、向导演开放自己，环境什么样，她就呈现出什么样，所以她的表演就具备了一定的东方的禅意在里面。当你把自己打开的时候，环境就跟你一体了。环境的大，就成为了你的大。所有的演员都经历了这样的一个变化，你必须向环境开放你自己。我很欣喜，当然有她自己的天资在里面，戏剧上的连贯性是靠她自己完成的。
她的这种表演状态在国际上来说受到的震动更大，电影节主席看完片子就跟我说，我们现在成为了张雨绮的粉丝，他觉得不可思议，她平时是一个比较摩登的娇美的样子，但是她还能表达出那种层次和爆发力，让人感觉非常振奋。他们认为这是国际影星的坯子。不管她是不是我老婆，我都很欣喜，超出了我对这个角色的期待，我也希望通过我的手创造出更多的这样的影星。
凤凰网娱乐：看好张雨绮拿影后吗？
王全安：不管怎么说，先把活做好，如果你的成色做到了那种水准，剩下的就是别人的问题了，还有一定的运气成分在里面。以张雨绮的水准，在这种竞赛中拿到最佳女演员，我不会觉得意外。反过来说如果没有拿，我也不会觉得意外，因为《白鹿原》这个电影还不是一个女性故事，她戏份上的比重对于单项奖还有欠缺。但是她确实具备了影后的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