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命运”是什么，也许是人生中某个时机的契合，那是许许多多挣扎和徒劳中一个最意外的结果，无法设计和捕捉。我不能解释“梦想”这个词，虽然我们常常拿它来造美丽的句子。对我来讲，梦想曾经是：能不能有个好出身，能不能大吃一顿肉，能不能不上夜班，能不能去陕西画报社……它是非常入世、非常具体的，甚至俗不可耐，是我生活的各个阶段中非常现实的想法。

　　——张艺谋

　　“每个人都是影像记忆。从你记事那天起，发生的很多事，比如你跟别人大吵一架，时间长了，说的话都忘了，但吵架的场景、凶狠的眼神你能记忆至今。”张艺谋说。

　　1988年他在台湾的大伯回到西安和父亲见面，那时候他正在筹拍《代号美洲豹》。他今天的回忆也完全是画面式的。夏天，夜里，热，屋子很小，电扇声音很大，呜呜吹。大伯和父亲长得很像，只是父亲更瘦些。灯光幽暗，两个老人光着膀子用地道陕西话聊，说到瓦窑堡战役，说到当年那些战事，那些黄埔老同学的下落，声音低沉，空气黏浊。这就像他电影里的一个镜头。

　　他有点以己推人，其实并不见得所有人都如此。很多人连自己十年未见的亲人都未必记得住模样，但能记住几十年前说的话，有一些特别的气息，能让他想起来，嗯，十年前我在什么地方曾经闻到过一样的味道。

　　“我买了相机以后拍的第一张照片已经找不到了，我给你画一个吧。”张艺谋拿起笔，在一张白纸上画起来，他先画好框线，在里面画细节。

　　1974年，陕西省咸阳市国棉八厂前纺车间辅助工张艺谋买了一台相机，海鸥4型双镜头反光相机。他卖血买相机的故事已经人尽皆知，这对塑造一个带点儿悲情色彩的上进青年大有好处，不过事实也没有那么浪漫。

　　张艺谋的表哥宁珑是他的启蒙老师，表哥爱照相。陕西一家军工厂出很便宜的华山相机，135的，只有8块钱，在当时也不能算奢侈品。张艺谋跟着表哥放过照片，一放放一夜，觉得挺有意思。闲的时候借表哥的相机出去玩过几次，之后就上了瘾，打算自己买个相机。

　　1971年，张艺谋从插队知青成了国棉八厂工人，一开始的工资是36块，后来涨到40块零2毛。对于轻纺系统的二级工来说，这个工资已经到头了。每个月的生活费有十五六块钱，加上五块十块的互助金，再有点其他花销，每个月能攒下10块钱左右。那个年代工厂组织献血是很正常的，健康青工，人人有份，献完血每人有20块的补助，这些补助放到买相机的钱里。攒了三年多，加上点母亲的赞助，1974年，张艺谋花了186块6买了相机。又添了几块钱买了中黄滤色镜。

　　“我端着相机在渭河边儿转悠，心里想着摄影前辈薛子江的话，用眼睛发现美，嗬，心里感觉那个不一样，我不正在向大师看齐么？搞创作嘛。”

　　早晨的渭河边儿，刚下过雨，有个老乡拉着头牛在犁地。土是深色的，一道一道被翻开，质感非常好。侧逆光，角度比较低，犁开的地看起来是一条条弧线，地平线放得高，人和牛都很小。

　　画完后张艺谋吐出一口气：“看起来有点后来《黄土地》的意思吧。”他画框线不用尺，横平竖直，这大概也是这行的基本功。

　　第一张照片有了比较清晰的构图感，放出来以后自己把自己吓一跳：哟，拍得还不错。张艺谋做了个小镜框，挂在宿舍床头，工友们来串门，谁见谁夸。“你想想，1974年，看到的图都还是那些革命的东西，这张照片就显得特别不一样。”

　　从插队农村到工厂，已经是个巨大的飞跃。原本以他的家庭成分，父亲是历史反革命加现行反革命，失踪的二伯被定为潜伏特务，大伯在台湾是国民党军人，进工厂本来是件不容易的事。那个年代，唯一的出路就是文体。好在张艺谋篮球打得不错，远距离投篮很准，加上擅长写美术字、刷大标语、画主席像，就是这点儿文体特长，让他迈过了出身问题的坎儿，被招到工厂。

　　“我好像从来都这样，想做个什么事，先不声张，悄悄做准备。”张艺谋说。刚进工厂打算学摄影，他开始偷偷攒钱，跟表哥借书，跟同学借，还有一些是同学从图书馆偷出来的，一段时间以后还得还回去。

　　借来的书不能久留，只有抄。“我相信一句话，眼过千遍不如手过一遍。我只上到初中二年级，要学摄影了，我感觉需要做些理论学习。”老摄影家薛子江的《风景摄影构图》，那是无可置疑的经典。书上说，要搞摄影，最好是自己洗自己放，所以张艺谋也看了很多暗室操作的书，老实说，看不大懂。不管，能借来的都整本儿抄一遍。“我抄了几十万字。那会儿的书不像现在，动不动大厚本儿，很多都是小册子。” 字迹极工整，一个年轻人的敬畏尽在其中。“抄了三年，我似乎懂了一些。”

　　张艺谋爱画画，虽然没受过什么正规的美术训练，但是大字报、大专栏、黑板报，蜡笔写的美术字都会弄。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学这些特别快，是因为恐惧。张艺谋上小学时还是个好学生，大队长中队长的当着。上初中以后发现天好像翻过来了。原来调皮捣蛋的学生成了造反派，自己出身不好，红卫兵也当不上，成天生活于恐惧中。“我人缘儿好，倒没怎么被打。”张艺谋说。

　　他开始有意识地练字，学写各种字体，别人写的大字报，他来抄，毛主席像画得像极了，他的拿手绝活是拿放大尺画巨幅主席像，拿拖把蘸着颜料写超大标语：打倒某某某。颜料有时流下来，血淋淋，悍然可惧。有了这些本事，就会被不同的红卫兵组织征用，你来做这个，你来做那个，一个感觉是充实，一个感觉是被承认，边缘人物，终于像颗螺丝钉了。

　　插队时他自己带了工具、颜料和油漆，在下乡的杨汉乡北倪村，也没人要求，当然更没经得别人的同意，花了几天，把村里所有的门全画上主席像。“现在想来，那时候确实有政治激情，尤其要通过这种方式显示自己的忠诚，加上自己的出身不好，黑五类，我就要把主席像画得比别人更大，更鲜艳，红彤彤。”全村焕然一新，大家都出来看，张艺谋缩在后面，听老乡们的赞叹和评论，心里有点小得意。也许从那时候起，就能看出他现在为什么这么拍电影：形式上追求张扬、震撼从那会儿就有了端倪。

　　“我一开始就有这个意识，让自己迅速工具化。”张艺谋说。工具化这个词他反复说了几遍。工具化你就会对别人有用，人有了用，有些东西就不会找到你身上，你就会有空隙生存。“工具不是个坏词儿，有用也是我们这一代人深入骨髓的价值感”。张艺谋突然声音一沉，脸上浮现一丝笑意，“恐怕我今天也有这个嫌疑。”

　　和张艺谋同期进厂的有800名青工，但他武能刷标语，文能刻钢板，灵巧的黑板报也不在话下，加上还有照相的技术，逐渐和其他三位也同样有文体特长的男工脱颖而出，并称为国棉八厂四大才子。这四个人在四五千人的厂里知名度很高。那时候的张艺谋，应该是城镇青年的优秀代表，纺织女工的梦中情人吧。

　　其他三大才子各有所长。滑尔刚，美男子，魁梧高大，歌唱得好，擅长羽毛球。吉安庆和张艺谋有点像，除了不会照相，能画画，能写字儿。吉安庆从个别角度看起来像阿尔巴尼亚人——那会儿国人也没见过几个活的外国人，见得最多的白人就是阿尔巴尼亚电影里的男主角。吉安庆画的是正经油画、水粉，偏艺术气质，张艺谋擅长画人民铁拳打倒四人帮，画大专栏，偏工具气质，要在今天看，吉安庆的人气应该高于张艺谋，不过那时候，工具的价值也许更大一些。刘梦榛也擅长篮球，父亲是西北医学院皮肤科的教授，有这点渊源，刘梦榛也能看点儿病，在医务所工作。这三大才子后来都成了张艺谋考电影学院时做人像摄影作品的模特，美男子滑尔刚牺牲色相扮演了被俘的英雄，吉安庆贡献了一只胳膊充当坏人的代表，还捐出了那时候特别流行的海魂衫做道具——纯洁的工业童话时代，工作和生活交际圈基本一致，工友之间的情谊，亲如兄弟，不分彼此。

　　张艺谋在较早的一次提起自己的过去曾经说过，自己是“国棉八厂四大才子之首”，后来再次提到这段，停下挥舞的胳膊，改变了主意：“你可别说我是四大才子之首，要不人家三大才子该不高兴了。”